灯会与火的轻灵的自由

如果说灯会的器具化是灯文化消极的负面，灯对死亡的反动只是瞬间的自我欺瞒，那么，灯会文化作为一种“压抑性非升华”形式对现实原则的超越则是一种彻头彻尾极富革命性、未来性的价值凝合与走向。

我们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人与物”，在这里，人类规范自然．即康德所说，“为自然立法”，这是一种纯粹理性。一类是“人’与人”，在这层关系中，人体现为一种社会性，人类规范着自身。这是实践理性。“人与物”和“人与人”这两种关系可合称为人的“此岸性”，在这必然领域里，人是受动的。另一类(恐怕也是人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则是“人与神”的关系，这是彼岸性、如果说此岸活动只是一种求生存的活动的话，那么人与神的“灵性交流”则是一种，达获生存意义的活动。在这自由的领域，人是自主、自足与自为的。

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是做为某种自然力与自然发生关系，世界把自己采取为工料，而人在物化世界的同时，也把自己“物”化了，即使自身动力化、身体化，而只有这样，人与物才会发生实践活动。

然而失落也正从斯开始了。为了有实践活动，世界只能被当作一种工料，于是人失却丁自然。而面对已被工料化的世界，人也不得不把自身采取为工具．给自己的动作以及劳作方式给定法则，人把自己当作主观目的，人，被异化了。实践使人和世界都片面化了，它们在这使用与被使用、开启与被开启中已双双失落。

这里，想对自然科学说两句。在“人与物”的这种实践关系上，科学乃是遵循的法则。然而正是由于科学的日益昌盛，使人之动力化与自然之质料化更加深刻而明昭，人与世界的隔阂日益扩大，人日益拥有着作为“为我而存在”的自然，却日益疏远着“自为存在的”本真之自然。另外，科学不断刺激物质利益的增殖．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①科学给人类的前途、运命预示的是什么?所以正是在这样的疑问与惊诧中，尼采称科学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

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从符号的观念去“思入”世界，如黑格尔所说：“在我思考某一对象时，我就把它变成思想，并把它的感性的东西去掉，把它变成本质上直接的东西。”

(引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于是，世界在“自感优越”的人面前概念化、符号化了，它只好把自身采取为头脑。本不等于概念与符号的世界，在与人的关系中被疏离出去，变成可用知性来描述的概念与符号了。人以概念描画出了一个世界却又同洋以概念消除了那个世界。理性的乐观主义让世界再一次片面化了。

人与世界发生的实践关系与认知关系，乃是一种将人自身开展出去的历程，在这两种活动中，人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生存前提得以保障，“人”这个类得以持有。这是“人之出家”。

然而在人的“出家”活动中，人将世界异化了，人与世界并非处于平等的“共在”关系，世界只是被采取为人的工具，或为人所规范的概念，世界并不作为自在的、具有丰富层次、与人同等的外部存在。人将世界异化的同时，也将自身异化了，于是，我们感到孤独、失落与飘泊无依。

于是，克服异化，成为人类的永恒任务。而克服的途径正在于实施一种人与世界的全新之关联，亦即意义的关联，亦即人与神的沟通与互感。而这“意义的关联”、这“沟通与互感”则赋予人类归家的能力与指引。灯文化正是以一种“压抑性非升华”的方式实现着对被异化的人之拯渡的。

自贡灯会史化使人置身于一种“深层审美状态”，在这里．世界成为意义的体现和载体，人得以从物理时空、庸常生活中抽离出来．超脱于功利之外，造成反因果、反目的的“驻留”。

在这种驻留中，一反认识、实践状态中的“物我两不忘”，而卷记r对象的存在、忘记了人与世界的隔膜，忘记了人与世界的双向异化、忘记了人作为主体的死亡命运。

在这类乎游戏的情状中．迷失于手段与工艺流程的人重又被拉回了家，而那久违了的自由世界又敝现在人们面前。

灯会文化又赋予人一种价值，它在已然的王国向我们把应然展岍．并将现象的事实世界与本质的意义世界勾连起来。这又是价值之超越与升华。 ‘在灯文化的运作与流变中，人获得一种解放的性质。“它由”在灯文化的“自由”中挣脱了实用，生活被诗化、世界已不再是庸常的面貌。

在实用理性统治的中国，人们的眼光总是滞留在当前眼下，对生活的浅表重视有加，而对理想的形而上的东西却不感兴趣，“儒家要人们处于工作状态，而工作状态是不够的，所以道教提出游戏状态。”(林语堂语)

’马克思曾说：“真正的自由是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彼岸。”亦即自由于在于必然性支配之外，超越必然，我们才能达获自由的真正，才能达获轻灵的自由。中国的灯文化，正是以诉诸此岸的感性形式．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灵性与意义的问题。在“物我两忘”的自足状态中，使体验者它往，进行“意义的逍遥游”，人与世界浑然一体，使人向着“不是其所是，是其所不是”的人生境界迈进。